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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0章南下，混合着脚臭与烟草味的旅程(第1/2页)
进入公司的豆包被林砚辰任命为技术部长。
这个认命，大家都没意见，她一上班就拿出了机床改造的分解图纸和详细材料说明，在场没一个人能做到这么标准。
本来以为林砚辰已经够厉害了，没想到他这看起来初中才毕业的妹妹，专业性连老牌大学生都自叹不如。
方案有了，代码被豆包写了出来，剩下的就是组装和测试。
组装需要元器件，上次装到捷克车床上的那套是临时实验品，这次批量组装，再去703厂淘电子元件就不合适了。
唯一的线索是深圳的华强街，那里已经形成了自发的电子产品自由市场。
林砚辰找卢文喜商议，决定派人去深圳。
卢文喜拒绝：“我连半导体长啥样都不知道，我去干嘛？你和豆包去，我在家盯着。”
去南方不是轻松的差事。
光在路上就要颠簸六七天，先坐火车到广州，再转汽车到深圳。
每人费用大约120元，是正式工两个多月的工资。
林砚辰每月工资才38元。
除了豆包，林砚辰还想带上葛大壮。
不是让他当向导，是想为山里百姓铺条路；把山货卖到深圳，卖给港台商人，避免再有孩子生病无钱医治的事发生。
因此，除了公款，自己还得筹备500元才能成行。
“豆包，小黄鱼和大洋带过来没有？”
“十条小黄鱼，一封袁大头。”
“金价多少？袁大头怎么卖？”
“金价38元一克，袁大头20元一枚。”
“把小黄鱼留着，袁大头全兑了。”
“哥哥，这可是你留的老婆本，一百枚袁大头，现在卖出去亏大了。”
豆包满脸不情愿。
“老婆以后再说，先把公司撑起来。”
拿着厂里开的证明，豆包和保卫干事赶到鲁山县城的农业银行。
农行刚恢复没多久，兑换现金并不容易。
经过软磨硬泡，甚至扯出军工生产的大旗，总算用大洋换回了2000元钱。
办边境通行证期间，林砚辰通过厂里和二郎庙公社的电话，请李二河转告葛大壮：带些山货样品来厂里汇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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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年代，内地的供销社收购山货价格低得可怜，每斤只值几分几毛的。
但带到深圳就不一样了，港台商人愿意为这些山珍拿出有诚意的价格。
葛大壮接到信，马不停蹄赶到江河厂，背了满满一布袋山货：蘑菇、木耳、猴头、蕨菜。
他还特意换上了复员时补发的那套新军装：只在他和大嫂的婚礼上穿过一次。
厂里为他开了出差证明，权当编外人员。鲜红的大印一盖，葛大壮的腰杆挺得笔直。
卢文喜递上一封信：“这是写给你原来的张排长的，他现在还在深圳那边的边防团工作，必要时能用得上。”
“保证完成任务，老连长！”葛大壮立正敬礼。
火车从鲁山站出发，先到漯河，再转乘郑州到广州的列车。
厂里没另派人，葛大壮的路费也是林砚辰自掏腰包。
南下的火车上人山人海。
三人别说卧铺，连硬座都没买到，只能挤在车厢连接处的过厅里，席地而坐。
葛大壮像一座山一样挡在林砚辰兄妹和过道之间。
那会儿的绿皮火车是蒸汽机车，“咣当咣当”冒着白烟。
车厢里没有卖吃食的乘务员，只有拎着大铁皮开水壶的列车员，艰难地穿梭在拥挤的过道上。
车厢里，脚臭味、孩子的哭闹声、扯着嗓门侃大山的说话声，伴着呛人的劣质烟味，直往鼻子里钻。
还有四五个青年摆开了战场：“五魁首啊！六六顺啊！”划拳的吆喝声震耳欲聋。
那时还没有郑州到广州的直达列车，要在汉口转车，一去就是五天。因为武汉到广州的列车，两天才发一趟。
林砚辰靠在车厢壁上，想给厂里打个电话问问情况。
可这年头，打个长途电话比登天还难，先要到邮局排队挂号，等上半天甚至一天，接线员转接好几次，还不一定通得上。
他看着窗外缓慢后退的田野，心里想：通讯这么不方便，什么时候才能痛痛快快打个电话？
这年头，出趟门难，通个话也难。